“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沖擊當今資本主義的政治根基與經濟基礎，西方國家引以為傲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和“萊茵”模式，都遭遇嚴重發展瓶頸。這種狀況的出現，不單純是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使然，更主要的是二戰后確立的當代資本主義制度模式顯現深層次問題。

經濟制度：實體經濟失調與國家干預失效

二戰后科技革命和傳統制造業推動西方資本主義迅猛發展，出現了以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為特征的英美“盎格魯—撒克遜”模式，還有以社會市場經濟為特征的德國“萊茵”模式，其共同點是重視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但全球化掀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和西方跨國資本貪婪擴張的本性，導致20世紀90年代西方傳統制造業走向衰落，美國更是從全球制造業霸主蛻變為金融壟斷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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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于西方實體經濟衰退和金融泡沫破滅，西方政府試圖加大國家干預力度，通過“再工業化”來振興本國制造業。從奧巴馬政府開始，美國就一直強調要讓制造業回歸本土，改變在美研發、在外制造的產業格局。特朗普政府更是出臺一系列資助美國企業研發、鼓勵美國企業回流的優惠政策。歐盟同樣重視歐洲國家“再工業化”問題，出臺“再工業化戰略”，希望擴大歐洲實體經濟比重。但事與愿違，美國政府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進行的強制干預和政治操控，嚴重干擾并破壞了全球行之有效的產業鏈分工。

西方國家“再工業化”政策實現的難度非常大，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支持本國壟斷行業擴張、獲取高額壟斷利潤已成為西方各國政府的共識，也是資本家和軍工利益復合體瘋狂追求的目標。資本的無序擴張決定了西方制造業必然會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而本土中低端制造業工資待遇和工作效率不高，以及工會過度維權等因素，往往成為振興本國制造業的桎梏。西方制造業的萎縮既會對本國服務業造成沖擊，也會削弱西方國家的國際競爭力。

政治制度：傳統建制派失寵與民主政治失靈

兩黨輪流坐莊或聯合執政，是二戰后西方大國政治制度一大特點。西方傳統建制派政黨無論在治國理政方面還是對外交往方面，都長期代表西方主流政治和民意。然而，近年來在資本主義危機深化和西方民粹主義大潮沖擊下，西方引以為傲的政黨政治制度出現大問題。

一是歐洲傳統建制派執政根基嚴重松動，大國主流政黨萎縮，得票率和政治影響力普降；二是歐洲大黨式微、小黨林立以及民粹主義政黨崛起，正改變傳統的政黨政治權力結構；三是政治極化現象十分突出，一些歐盟國家還試圖用民粹主義來抗衡歐洲一體化。伴隨著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化，在西方各國都出現了政治極化的現象；四是西方民粹主義思潮泛濫，導致西方民主政治失靈。一方面，西方國家選民參政熱情度下降，投票率不斷創下新低。另一方面，西方政體制度性對抗與社會性報復相互掣肘。在這種狀況下，政治極化、黨派對抗和社會報復的情景劇不斷上演，2021年1月美國國會山發生的社會暴亂就是最好的例證。

社會制度：福利體系失能與貧富收入失衡

歐洲建立社會福利體制的初衷是緩和社會階級矛盾，為鞏固資產階級統治服務。這套體制在二戰后相當長一段時期曾對維持社會穩定、緩和階級矛盾發揮了顯著作用。但這種“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體制，近年來正失去原有的社會功能并面臨困境。

高福利限制了歐洲國家和企業對研發創新的資金投入力度，導致本國制造業萎縮或轉移。歐盟總人口僅占全球人口的5.9%，但其社會福利開支卻占到全球的50%以上。這種高福利政策限制了歐洲國家和企業的研發投入，降低了本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歐洲社會福利制度和補貼政策影響了民眾的進取心和勞動積極性。歐洲國家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比重不斷上升，導致政府財政赤字長期難以緩解。高福利政策雖然增加了國民幸福指數，卻讓政府的財政入不敷出、長期赤字。

理論制度：西方價值觀失色與新自由主義失敗

冷戰結束后，西方價值觀一度被西方政客和媒體吹捧為“普世價值”。但事實上，西方價值觀具有虛偽性和欺騙性。西方國家在干涉別國內政時，往往打著“民主、人權、反獨裁”旗號，而本國出現社會動亂時卻避而不談。

西方傳統價值觀近年來遭到西方民粹主義的強力挑戰。曾任英國外交大臣的威廉·黑格認為，西方價值觀表面上強大而團結，實際上卻在內部遇到了麻煩。他指出，一個對“民主”制度和結果表現出蔑視的人（特朗普），仍然是再度當選總統的有力競爭者，從中可以看出將西方國家團結在一起的價值觀正在出現嚴重而廣泛的迷失。

（作者：趙俊杰，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