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三地聯合，可借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之機，創建“中國智谷”，優勢互補，成為國際化人才培養的基地。

企業是創新、創業的主體，粵港澳大灣區首先應著力打造企業創新的試驗田。過往創業經驗表明，創業失敗者再次創業的成功率通常比初次創業者更高，因此須為創業失敗者建立完善的善后機制。港澳業界在公司破產、重組和清盤等方面擁有豐富的國際經驗。

人才是發展創新產業的基礎。粵港澳大灣區可嘗試打造一批匯聚高端人才的頂尖智庫，作為中國的智谷。對廣東乃至各地而言，目前最缺乏的不是資金和項目，而是思想和人才。環顧全球，要實施科技創新、發展創新產業，上述三要素缺一不可。我們看到科研水平甚高，培育了大量優秀創新人才的法國，由于法規、語言和貨幣等領域未能與國際接軌，導致國際市場拓展能力欠缺，常常淪為他國“作嫁衣裳”，由法國人創辦的Criteo、Scality和eBay等國際性科技公司，紛紛遠赴他國上市并落地生根，反而無力推動法國本土的創新經濟。

因此，廣東亟須將短板補上。臨近廣東的港澳地區，擁有國際一流水平的高等院校、科研能力、良好的教育資源，國際化的貿易與金融人才以及來自北美和西歐國家的頂級科研人才，可彌補廣東科研水平和培育創新人才不足的短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更可在金融、語言、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領域，為廣東創新企業提供與國際接軌的路徑。

在具體合作方面，除了粵港澳三地高校、科研機構合作進行科研攻關、共同培育創新人才，以及可成為會展經濟以及生產性服務業的載體，在資訊以及培訓等方面發揮作用之外，廣東政府還應鼓勵、支持省內科研企業在港澳設立分部，通過與港澳的多層次合作，借助港澳地區法制、語言、文化和法制教育環境等的國際化和便利化，吸引和招聘更多外國高端科研人才、頂尖大學畢業生，對內充實科研創新力量，對外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

此外，我國要加強參與國際經濟組織的頂層設計，更應考慮在粵港澳的新型高端智庫、人才試驗田內，結合廣東自貿區的政策和港澳地區在國際貿易中的經驗和資源，積極探索如何解決打破關稅及由關稅為主所形成的各種貿易壁壘，也可考慮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制定一個稅務方面的“負面清單”，讓包括中國在內的各沿線國家的企業，可根據這份清晰的“負面清單”到東道國投資。這份稅收“負面清單”，可先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始實施，經過不斷完善和改善，之后再逐步延展至其他國際經濟合作組織如OECD和G20，此舉不但是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的體現，也完全可進一步推動中國與世界各國在貿易方面的互聯互通。

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智谷”內創建的高端智庫建成和國際人才合作平臺，有助于建立一個符合國際規范的工作環境和文化，并避免出現全球化和本土化發生沖突的情況。

符合國際人才生存和發展的工作環境和文化能夠不斷吸引人才，推動他們為共同的理念熱情地付出，形成一個以強大文化支撐的、良性的、不斷循環的生態系統，這不但有利于為國家高端智庫建設提供試點平臺，也有利于通過平臺將如何更好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和“一帶一路”的政策研究咨詢為主攻方向，以改革創新為動力，以提高我國的制度性話語權、中國企業國際化以及制度性話語權打造為方向，開展全球經濟治理、“一帶一路”的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政策研究，并及時總結和推廣試點經驗。

金融創新也是三地今后大有可為的領域。深港資本市場互聯互通已箭在弦上，建議三方利用既有合作平臺，在“中國智谷”內共創一個“港深交易所”。該交易所可考慮由港澳深三地交易所共同出資、共同經營和管理，在交易所的規則、制度和技術等設置上進行創新，既采用內地和香港股市現行的標準，又吸納美國交易所或歐洲大型交易所的規則。在中國未來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合作中，“港深交易所”不但可以給沿線國家企業，以及前往沿線國家投資的中國內地企業、香港企業提供多一個上市交易所，增加與沿線國家的溝通，甚至可與全球金融市場的溝通。

簡而言之，粵港澳大灣區嘗試打造中國智谷，是打通己學和彼學的關鍵，更是中國深度全球化、積極全面參與國際規則頂層設計、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強互聯互通的新嘗試。

(作者梁海明為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馮達旋為絲路智谷研究院首席顧問、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原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