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學校變成“實習套利”的中介，企業也對學生的正當權益視若不見，那么龐大的實習生群體就成為這場“利益合謀”的最大受害者

這幾天，實習生的話題引發廣泛關注。山東某高校學生在社交平臺發出一封“求助信”，信中反映“被學校強迫實習”“一天要干13個小時”“不實習沒有畢業證”等問題。高校以實習名義派學生打工的現象，讓“學生工”這個老話題重新回到公眾視野。

長期以來，我國職業教育普遍形成了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的培養模式，組織動員學生頂崗實習在不少地方都是必修課。正因如此，打著實習旗號、讓學生充當廉價勞動力的違規操作，往往多發于職業教育院校，這通常也是此類事件的監管重點。而這封“求助信”的涉事院校則是高等院校，它不僅折射出“學生工”的問題屢禁不止，甚至還出現了向高等教育領域蔓延的趨勢。

應當說，一份合格的實習，能夠將理論知識有效轉化為實踐技能，既能幫助學生提早準備面向職場的身份轉變，也是一種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人才培養方式。但實習生不是“學生工”，更不是廉價勞動力，越出邊界，性質就變了。在流水線上“擰螺絲”，在車間里“裝箱子”，假扮民工迎接視察，冒充特警參與強拆……強度大、待遇低，有的具有很高風險，有的甚至涉嫌違法。可以說，這樣的實習已經超出了教學與生產的邊界，不再是“我要成長”的主動選擇，而變成了“不能畢業”的被動要挾，讓實習生遭受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壓力。

從表面上看，“學生工”滿足了在校生的實習需求，完成了學校的教學任務，疏解了企業的用人荒，似乎實現了學校辦學、企業經營和地方發展的多贏。但實際上，把實習生等同于廉價勞動力，不僅違背了實習的初衷，更損害了學生的正當權益。而以往的案例也常常讓人反思，“校企結合”的背后，是否隱藏著巨大利益鏈?一份調查顯示，一些學校以每人近萬元的價格將學生“賣”向市場，并從中牟利，而企業也能以“實習”的名義，以更低的工資使用勞動力。如果學校從教書育人的場所變成“實習套利”的中介，企業也對學生的正當權益視若不見，那么龐大的實習生群體就成為這場“利益合謀”的最大受害者。

斬斷這條灰色鏈條，需要高懸法律之劍。早在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門就印發了《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強調不得通過中介機構或有償代理組織、安排和管理學生實習工作。但截至目前，我國針對高等院校學生實習的法律法規尚存在缺失，讓一些院校鉆了空子。保護實習生的合法權益，讓實習生不再是“學生工”，不僅需要增強源頭治理，完善法律法規，明確細化教育主管部門的監管職責，更需要形成托底機制讓實習生的利益訴求暢通表達。

實習是面向未來的選擇，更是一種應該受到保護的權利。呵護好每一個實習生追尋更好自己的機會，是教育的應有之義，也是全社會的應盡之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