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作家協會召開了一個作家討論會，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次會議討論三位作家：武歆、龍一、秦嶺。會議還配備了速記員，這也是前所未有的。歷史已經跨入新世紀，新世紀的作家自有新面貌。作協三會合一，或許是精簡會議，或許是人才輩出，只能增加密度。

這三位作家各有特色，風格迥異。武歆熟悉工廠工人，關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但并不把庸常生活看成死水一潭，也不熱衷于表現庸常生活中的沉溺，而是在平庸生活中發現洋溢著生命活力的靈動的個性，正如他自己所說：“表現庸常生活中的生命激情。”開研討會前他還發表了一篇寫長征的《枝岈關》，開拓了新的題材領域，受到大家注意。我對武歆有所了解，2005年在《天津作家》發過一篇文章《表現庸常生活中的生命激情》，評論2004年武歆的創作。

龍一是作協創評組的，應該是搞評論的，后來突然寫小說，我很意外。他擅長創作歷史小說，平時博覽群書、見多識廣，為他的創作提供了條件。讀了《我只是一個馬球手》，我給《天津作家》寫了一篇評論，題目就是《名副其實的歷史小說》。龍一蜚聲文壇的短篇小說《潛伏》，2006年年初已經發表，當時影響不大，所以在這次研討會上并未引起注意，大家更多關心的還是他的歷史小說。2008年，電視劇《潛伏》熱播，這才聲名鵲起。這是小說原著與電視劇改編聯袂雙贏的范例。

讀到這里，大家是否注意到，我評論王松、武歆、龍一的比較重要的三篇文章，都發表在天津作協的內部刊物《天津作家》上，后來并沒有進一步深化，寫成作家論投寄影響更大的公開刊物。這是因為我對自己的新一代作家研究的水平沒有信心，感覺已經跟不上時代了。還有一個原因是那幾年我擔任天津電視臺電視劇藝術咨詢委員，更多精力用于關注電視劇創作和大眾文化評論。

秦嶺于1996年從甘肅天水調來天津，2004年成為天津作協的簽約作家。在這個會議上，與他初次見面，但早已讀過他的作品。在中國小說學會2006年度排行榜評議會上，秦嶺的《棄嬰》和蘇童的《拾嬰記》都是短篇小說的候選作品，題材相同，只能其中選一。投票結果《拾嬰記》入選，但我個人認為《棄嬰》毫不遜色。我在發言時講了這個看法。后來秦嶺說，這個發言對他是很大的鼓勵。2009年，秦嶺的長篇小說《皇糧鐘》產生很大影響，中國作家協會重點作品扶持項目辦公室、天津作協、百花文藝出版社于5月27日在中國作協十樓會議室聯合舉辦作品研討會。我對農村生活很不了解，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我向秦嶺請教有關農民、農業、農村的一些問題。秦嶺于5月5日給我發來一個長達6375字的電子郵件，認真地從七個方面予以回答，使我大受教益，這才能夠心里比較踏實地赴京參加研討會，后來又給《天津日報》寫了一篇《皇糧鐘》的短評。

我多次提到“作品研討會”，因為我覺得這是作家協會做的一項有意義的工作。把作家和評論家聚集在一起，面對面地交流、研討創作問題，只要不是造勢、炒作，而是實事求是、推心置腹地探討實際問題，這樣的“研討會”肯定有助于推動文學事業的發展。那時新華路天津作協的四樓會議室，還有中國作協十樓會議室，許多天津作家和其他地方的作家在那里開過研討會，這是他們作家成名路上的加油站，或許用個未必恰當的比喻，可以說作品研討會是文學創作的“孵化器”。

這里我要說到一本書和一篇文章。在我年屆古稀的2010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小說月報》編輯部計劃編輯出版一套“風味小說”叢書，第一本就是《風味小說·天津卷》，編輯部囑我寫序。此書選了蔣子龍、馮驥才、張仲、林希、趙玫、肖克凡、王松、龍一、李治邦、武歆等十位天津新時期以來重要作家的十篇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佳作，他們都是我熟識的文壇好友，能為這個選集寫序，是我的榮幸。我把這篇序文看作我融入天津文壇的象征!

2007年，我的腎病趨重，開始透析，直至2012年換腎。這些年乃至以后，我只能寫些隨筆雜談，很少涉及文學評論。2018年，尹學蕓的中篇小說《李海叔叔》獲得魯迅文學獎，這是天津文壇一件大事。我早已認識尹學蕓，但不熟悉，從此開始關注她的創作。讀了她2019年的新作《青霉素》，萌生了重新寫作文學評論的念頭，雖然文筆生澀，竟然還寫成了《尹學蕓的“妹紙敘事”》，發給《天津日報》，竟然采用了，此后又寫了兩篇。當然都是隨筆式的短文，而且年屆八旬勉為其難，強弩之末而已。

2004年，教育部要求高校學報提高質量，辦出特色，開設專欄。那時我已退休，學報同事與我商量，希望我作為特約主持人，開設“21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專欄。我答應試試，馬上約請蔣子龍和華東師大的楊揚趕寫文章，自己也湊了一篇，這個專欄就這樣倉促上馬。此后騎虎難下，沒有想到，當年這一允諾，維持至今，轉眼已經十余年。我最近設想用兩年時間，約請幾位年輕學者，寫一組天津作家新世紀創作研究的文章，最后再為天津的文學評論事業做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