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澎湃新聞與騰訊公司聯合主辦數字原野年度講壇暨頒獎典禮。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賈康教授以“數字經濟如何促進高質量就業”為題，分享了他對高質量就業的定義理解，并就數字經濟如何促進高質量就業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以下為賈康教授演講實錄，由澎湃研究所整理，以饗讀者。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教授賈康

【資料圖】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這和人類社會推進現代化有共性的一般規律，也有個性的特定規律，兩者相結合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別無選擇，必須跟著數字經濟創新大潮實現高質量升級發展。

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遭遇各種挑戰，經受歷史性考驗。在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等"穩中求進"的取向下，數字經濟已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促進了新增市場主體的快速增長，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持力量。2021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45.5萬億元，占GDP的比重近4成，數字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

結構性就業矛盾：失調中的危機

數字經濟的發展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支持，如進一步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互聯互通智能化。數字經濟產業化、產業經濟數字化，意味著作為中國國民經濟脊梁的實體經濟，特別是其中的制造業要改造升級，要把中國經濟的發展推進在高質量發展的軌道上，而這也意味著必須推動數字經濟持續賦能，使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達到中國式現代化的客觀要求。

同時我們要意識到數字經濟的發展，也必然帶來對傳統行業就業機會的排擠效應，這在人類社會一輪輪創新發展的過程中，早有歷史經驗。上世紀初期，汽車出現后，馬車行業全鏈條上的就業受到了汽車作為新代步工具的挑戰，馬車供應鏈上的就業機會受到排擠。但總體的發展結果是新興產業提供的就業機會，在很大程度上，沖抵了其對舊產業就業的排擠效應。

我們在認識數字經濟對于一些傳統產業就業的影響時，應該將歷史經驗結合現實做全面的把握。數字經濟在增加就業機會的同時，對就業的結構性產生重大影響，而結構性就業矛盾已對中國提出了挑戰。

非常突出的一個挑戰是，統計上稱為16-24歲的青年就業困難，包括一些碩博士高學歷人群，對于這個就業結構失調的特征，我們要特別加以關注和做出中肯的分析。

人力資本新生代由教育體系輸送出來，卻不能適應、滿足社會實踐需求，教育的“產能”不適應社會有效需求，無法形成有效供給。媒體曾報道，5/6中國醫科大學的畢業生不能走上醫生的崗位，我當時看了以后還是很受震動的，如果說大比重的畢業生不能當醫生，他們做什么？回答是大多數人做醫藥代表，賣藥去了，那么再繼續問到底什么原因造成這種情況？可能至少有幾種不能不指出的原因。

第一，教育系統培養的未來的醫生人才，普遍是分科的，例如內科、外科、耳鼻喉科等。而現實生活中，大量需求的崗位是全科醫生，他們不能對應這種有效需求，形成有效供給。

第二，畢業生希望留在大城市，特別是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他們很難接受到縣，甚至鄉鎮級醫療機構去工作。而現實恰恰是大量的需求在縣和鄉鎮。

矛盾就表現在結構上，如何通過優化人才供給結構去適應社會需要。

優化就業結構，要緊密結合數字經濟時代提供的種種創新支撐力量，要對接已經提出的“高質量就業”這樣一個概念。

“高質量就業”的可能性

中國的民營經濟已經不止半壁江山，1.6個億以上的市場主體里絕大多數是民營經濟，他們在帶動一批新的就業崗位的涌現，以此緩解就業壓力。過去說90%以上的城鎮新增就業由民營企業提供，而依據統計局數據，2020年以后，中國城鎮新增就業崗位100%甚至100%以上是民營企業提供的。

怎么會出現100%以上呢？國有企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總體的發展趨勢是資本密集型，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使國有企業提供的就業總規模有所萎縮，萎縮的部分由民營企業來提供就業崗位“回填”，所以是100%以上。在民營企業中發揮著創造就業龍頭作用的平臺企業，產生了直接、間接，或輻射的作用。

民營企業絕大多數是小微企業和接近一億的個體工商戶，他們提供的就業崗位，滲透在中國經濟生活各個毛細血管的節點上，對于全局的意義是合成的，是非常值得注意和加以養護的。新增就業崗位，對于16-24歲這些走向市場的年輕人安居樂業，會起到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

在短期結合中長期的視角上，要特別注意教育結構優化，按照數字時代企事業人才的需求調整教育體系和專業設置，以系統性的解決方案使人才供需能夠更好地匹配。客觀地講，這個變量相對而言有“慢變量”的特征，所以在解決就業結構性矛盾的時候，既要有一些結合中長期通盤的安排，也要有一些過渡性舉措。

現階段，一個更為迫切的命題是，在數字經濟推動下，更好地發揮平臺企業"完成整改"、引領發展的作用，在走向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實現高質量就業。

誰來定義“高質量就業”

過去經濟學比較強調的是“充分就業”，為什么現在還有“高質量就業”呢？顯然它跟高質量發展有內在的關系。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指出“充分就業”，指的是某一個工資水平之下所有愿意接受工作的人都獲得了就業機會。

這個“充分”并不等于100%的就業，仍然存在一些可以接受的摩擦性、結構性失業。但是這種失業狀態一般來說存在的間隔期比較短，失業率可以等同于自然失業率。

我認為所討論的“高質量就業”可不僅僅是“充分就業”，誰在定義“高質量就業”，它涉及的主體至少有三方面。第一是勞動者，一般認為就是雇員、勞方，在薪資方面要滿足高質量生活的需求，其高質量就業的核心要義主要是薪酬水平夠“高質量”。

第二是資方、雇主。他們希望在有雙向自由選擇的情況之下，能夠既招來令資方滿意的雇員，又能夠達到盡可能控制勞動成本的目標，會認為這種情況屬于他們的“高質量”。

第三是政府管理部門。他們的視角更注重于要滿足社會成員、社會公眾基本的安身立命保障，既要實現自身在促進高質量就業方面的政府責任，控制總體失業率在比較低的水平，又要在就業令人基本滿意的情況之下，實現經濟可持續、高質量發展。

數字經濟如何促進高質量就業

以平臺企業引領發展作為抓手。平臺企業要依托自身的成功經驗和創新舉措發揮輻射作用。平臺經濟在經濟價值上生發出的正外部性的社會價值，直觀地來看，表現為頭部企業數量不多，但它們的上下游由大量的中小微企業形成供應鏈來共同發展，這種正外部性在研究中已經給出了理論聯系實際的表述，我們稱為平臺經濟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綜合認識。

那么在這種綜合價值發揮作用的過程中，平臺要更多面向中小微企業和上下游產業鏈的各個環節，以交流分享、技術賦能、資源對接等等多樣方式，形成積極的輻射式“引領”帶動作用，促進生成一系列新的就業崗位。

在依托平臺企業區別于傳統企業發展的韌性和適應性方面，應積極發揮引領作用和挖掘潛力，在特殊的經濟社會波動沖擊之下，形成對經濟發展的有力支撐，引領、維持社會就業總體穩定發展。

政府引導平臺企業協同促進高質量就業。平臺企業絕對不能等同于慈善機構。首先他們是在商言商的市場競爭主體，各個大平臺企業都有自己基于企業自身目標的戰略規劃，也應該掌握應有的企業自主的生產經營決策權。所有的市場主體，首先自己能夠在競爭中、在遵紀守法的情況之下生存，企業不能生存下來談什么社會責任？加入競爭能夠安身立命繼續發展，就可能更好地發揮社會責任，提供就業機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政府在尊重市場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要依托經濟利益杠桿，合理地引導平臺企業協同推進高質量就業，如減免稅收、財政資金做貼息而形成的優惠貸款和產業引導基金等。

政府要做好必要的過程協調和社保制度的安排，使社保體系進一步發展健全，分配政策進一步優化，以此促進利益平衡和社會穩定。每一輪創新發展都必然產生一批被邊緣化的傳統產業從業者，需幫助他們能夠適應這樣的一個過程，跟上經濟社會發展，共享改革開放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