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中國人，不難發現在許多場景中“園林”都是一個十分好用的“招牌”。

譬如售樓部的銷售人員，能夠直接通過“園林社區景觀”幾個詞，強調出自家社區“高品質”的生活體驗，使綠地率和容積率等枯燥的數字，在非專業的消費者面前能夠靈活地轉化為可以被想象的畫面，并成為抬升價格的重要要素之一。

當然，這種噱頭式的宣傳很多時候“難登大雅之堂”，但不難看出“園林”是一個能夠被廣泛認可的，頗具國民基礎一個詞，或者是一種思想。甚至很多時候，“園林”就等同于中國建筑文化的代表。

【資料圖】

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一、政治視角下的“園林”發展史

中國園林發展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漢以前為帝王苑囿為主體的思想；魏晉南北朝奠定了山水園林的格調；唐代風景園林全面發展；兩宋時造園風氣遍及地方城市，影響廣泛；明清時皇家園林與江南私家園林均達盛期。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園林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因為三百多年的分裂時期，社會動蕩不安，社會上普遍流傳著消極悲觀和及時行樂的思想，文人和士大夫一族普遍對政治厭惡和對社會不滿，于是寄情山水，避世之風四起，比如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東晉的陶淵明等，縱情山水，崇尚隱逸，于是興起造園熱，此時園林多為寫意山水園，模仿自然為主，奠定了山水園林的基礎。以前園林的狩獵功能消失或僅留象征意義，游賞成為主導功能。

△南北朝 張僧繇

兩宋時期重文輕武，文人的地位比任何時候都高。朝廷內外黨禍甚烈，波及面甚廣。知識分子中部分人不甘心沉淪，追求不同于流俗的清高、文雅成為了一種精神寄托。這時文人士大夫造園活動興起，他們有的參與園林的規劃設計，有的著文描述某些名園從而發展了“園記”這種文學載體。這些都促成了“文人園林”的興盛。

明清時代是中國園林發展的成熟期，明清兩代君主集權隨著朝代更替越發加強，絕對集權的統治下要求更嚴格的封建秩序和禮法制度。而明末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相應的市民文化的勃興，又要求一定的思想解放。而文人造園就是這種壓抑心理的釋放，借此避世。最后發展成士文人和士大夫一族一旦離開朝野，都會去造園。

由此可見在歷史上的各個時期，社會上的動亂以及政治上的壓迫都會引起一股造園的風潮。

△宋 劉松年

二、文人與園林：誰在造園？

造園不是一般平民階級可以進行的活動。它從歷史來說就屬于文人士大夫或者精英一族。其中一些文人官場失意，對仕途喪失了信心，同時又對田園充滿了向往，這樣在離開仕途以后著手打造屬于自己的園林，開始造園，開始隱居于自己創造的田園中。比如陶淵明，向往的是自然的山水，而它們如果不想去深山中又想近距離接觸自然的話，就必須要通過造園的方式得以實現，這就是傳統的私家園林。

私家園林表達了一種消極避世的態度，大部分園主通過高墻將自己與外界隔絕，在高墻內部造園，自己獨享屬于自己的那片“自然”，以此可以看出園林的那種消極避世的心態。同時這些私家園林如果現在不對外開放，誰都不知道里面藏著怎樣的一片世界，這就凸顯出了園林的封閉性。因為園林就像舊時王謝堂前燕，不會飛入尋常百姓家。因為它們屬于有錢人或有身份人的專屬行為，普通人是承受不起的。園林內部發生的事情，比如主人更替，景觀改造，外界都無從而知，園中的“文人”不愿意向外透露自己的情況，在塵世中躲避一切俗事，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

由此可見園林其實是一個矛盾的存在，它一方面是中國傳統建筑的文化，表達了文人或者士大夫一族對自然田園風光的向往，通過造園的方式來親近自然。中國歷史上就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說法，對自然的向往不僅僅是文人士大夫一族的理想，也是普通人的理想，包括現代人也希望自己家里能有個小院子，種種自己喜愛的植物，一年四季帶來不同的景色。另一方面它又顯現出了精英和士大夫階層消極避世的心態，一旦社會動蕩、政治壓迫或者仕途不順，他們都通過造園來追求人生理想，寄情山水，消極避世。

在有生之年通過造一方園林滿足寄情山水理想不失為一個很好的選擇。私家園林都是可游可居，使人足不出戶可以飽覽山水，讀書讀累了，也可以去園林放松一下心情。

三、世俗VS精英：園林思想的傳承

如果說上面的文字在于指出園林本質上是一種以“避世”為底色的精英活動，那么在今天——或許不止在今天，這種“精英階層”與“消極避世”狀態的碰撞，使得“隱匿”的目的和結果，正在從“消聲”轉向“揚名”。

就像提到“歸隱”會想到陶淵明、蘇軾或是竹林七賢一樣，在現代城市中，我們提及人文建筑，提及園林式建筑，又或提及文人建筑師，總會下意識地想到許多名字。比如象山校區和紅磚美術館，建筑呈現的看似曲高和寡的文人色彩，似乎正憑借這種符號化的“名片”回歸公眾視野之中。從這種角度而言，出世與入世是相輔相成的。

而這種“名片”卻正在演變成另一重枷鎖，就好像王澍總和“文人”綁定在一起，劉家琨又總和“川渝”綁定在一起，不管這是主動還是被動，建筑師和他的作品都被限制在一個“舒適圈”中——當然，對于大多數我們耳熟能詳的“大師”們，這顯然是一種自我選擇。

這樣的自我選擇真的是好的嗎？

事實上，“文人”“文化”在標簽化的同時，標榜自己是個“文人”的建筑師就難以去做一些“不文藝”“不文化”的事情。你很難看到大體量的商業辦公樓或者與文化毫不相干的機場、城市社區出自中國建筑工作室之手，這些項目往往不是被委派給各地的設計大院，就是直接交由外國公司開展設計，因為“文化”與“商業”總是互斥的，人可以通過“文人”極致名片化獲得利益，但不能通過“商業活動”獲得“文化人”的贊揚。而顯然，在這種文化價值下，中國真正優秀的一批建筑師們很難參與到真正的城市生活中，而是淪為一小批特定階層的服務者。

而另一方面，這種對文化色彩的追求也并不總是能夠催生百分百的優質建筑。在互聯網時代，無論是打開案例軟件，還是社交媒體中大家津津樂道的建筑作品，都呈現出相似的視覺特征——神圣的光束，低飽和度的色調，富有禪意的空間，塑造出一個個神圣而富有精神性的空間。而這種精神性反映在城市空間中，表現出的是一個個精致而內向的建筑——這些建筑就像MBTI中的I和E，他們從自身獲取能量，而非從城市中獲取能量。

因此，我們必須承認這種傳統文化對建筑的賦值依然保有和公眾之間的距離感——盡管這些建筑的出現本身，可能在于如何創造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但結果往往并不盡如人意：建筑難以被閱讀，功能或是商業性至上，他們或是淪為社交媒體中拍照的背景板，又或是被管理方強行閹割掉部分社會功能。從這種角度來說，這樣的“出世”又能算成功嗎？

當然，我們可以把這些問題推給“愚蠢的甲方”“缺乏審美意識的公眾”、又或者“混亂不堪的建筑市場”，繼續做神壇之上的精英，但這顯然不是長久之計。

我或許很難夸口說今天的中國需要什么氣質的建筑，但有一點總歸不錯：這個世界需要更多優秀建筑師的介入。不只是美術館和歌劇院，不只是鄉村別墅和教堂，高層住宅、商業廣場和辦公樓同樣期待他們的加入，在精英階層之下，是普通人對生活的期待。

而我也期待著。